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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body_3673='“文革”前的旅游,产生于北京、上海等少数大城市的少数旅行家中间。真正的“大众旅游”,是“文革”之后的事。
“苏杭游”的恢复,是后“文革”时代上海的知识阶层脑袋和身体同时开始挣脱束缚的标志。“抓革命,促生产”讲了10年,受迫害最深重的知识阶层和工商业者,自然地产生了审美补偿的冲动。
不过当时,“左”的思想余脉仍在,无论是江南的小桥流水,还是西北的秦始皇陵,主流是激发爱国热情,小资情调还不是那么名正言顺。
政治运动年代没有电视机、收音机,看电影几乎是城市人惟一的娱乐方式。不过电影没几部,翻来覆去都是东欧、苏联、阿尔巴尼亚和国产的国际共产主义影片。老百姓极少上饭馆吃饭,下了班能和同事坐下来抽根烟聊聊天就是极大的享受。
人们渴望有新的审美态度、新的生活方式。旅游,便在此渴望中悄然而生,尽管其并非喷薄而至。
1979年,复社的上海旅行社开始在门市部橱窗里贴出旅游告示。尽管此时,旅游在一般市民阶层仍旧没有形成概念。而这一年教师、医生、老干部等平反知识阶层,已经开始拿着补发的工资去苏州杭州“散心”;然后是港澳回乡探亲的侨胞,再后来有了民主党派和台湾的客人。
不过那时的旅游,改革开放才刚刚启幕,“防腐化、防特务”的观念依然留存在人们的脑海中,政治空气依然紧张,即使旅游中,人们也小心翼翼。
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香港华侨拎着个四喇叭录音机在西湖边放邓丽君的情歌,周围的人自然地放慢了脚步。如果被人举报放“靡靡之音”,公安局会没收录音机,并带这个华侨去做笔录。
一对台湾老夫妻跟旅行团去杭州。公安局担心他们是“特务”,嘱告导游“不要给他们单独活动的机会”。实际上,这对30年没有返乡的老夫妻也在担心,“共产党会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所幸时代总在发展,旅游的观念也在不断进步。
根据游客年龄、经济实力和旅游线路目的等细分的老年团、豪华团、会务团在90年代开始出现。千岛湖的旁边,开始出现度假村,400余元一天的湖景房,也有人开始消费。观光游不再是惟一产品,伴随着物质享受的休闲游开始热卖。而时至今日,异国风情,也早已进入寻常人家的游览册中。
但与此同时,导游却觉得游客越来越难带。对物质越来越挑剔,人情也变得淡薄。当然,导游也不再仅仅是“为人民服务”了。
道书明(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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