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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title_544877='Re:庸才当道（原创连载）...';
var body_544877='(4)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
惠帝是否真的有儿子？这个问题的真相，大概永远也不可能被证实了。
文帝及其后人承嗣西汉皇统达180年之久。在这180年前，自然不会有人敢对这段历史提出质疑，更不用说考证；因为对这段历史的质疑，无异于对文帝及其后人继承皇权之合法性的质疑。于是，时间一长便成了无证可查的悬案。
况且文帝确实也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好皇帝，后世便也无人对他继位的合法性吹毛求疵；甚至有人更加牵强地说惠帝的这些儿子，尤其是那个“美人”之子，都是吕家人故意私通留下的种子。这显然是荒唐的。
吕后只不过天性刚烈嫉妒，接受不了刘邦和其他女人生的儿子继承大统；她本身并无“以吕代刘”之意。如果她真的想以吕代刘，恐怕周勃、陈平等人也活不到“诛诸吕以匡复汉室”的时候。
历史上对皇位“逆取顺守”而成为千古明君的例子本来就不少，比如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和宋太祖赵匡胤。更何况文帝的继位纯属运气好，绝非他本人的主观意愿所致。
文帝继位之后没有几个月，便有人奏请早立太子。
文帝竟然说：“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也应当在三叔楚王、兄吴王、弟淮南王三人中间产生储君的人选，“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
文帝此言，是“火力侦察”的一招妙棋。
以他当时的处境，在风光与得意之下其实暗藏着深不可测的凶险，高祖朝的开国猛臣们大多还把持着朝中大权。用郞中令张武的话来说，便是“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
文帝本人就是这些人发动政变后被动登基的。正常的思维是，这些“多谋诈”的大臣们会不会哪一天故伎重演，再把自己赶下台去呢？
自古以来，无论皇帝还是储君的宝座，其实都和老虎的背没有什么区别，一旦骑上去就不可能下得来。
即使你自己想开了，不干了。我拱手相让，归隐山林还不行吗？不行。只要你做过一天的皇帝或储君，抑或让人感觉到你有这样的可能或意愿，便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冲，不成功便成仁。否则，后来的继任者为了安全起见，也会想方设法灭了你，以永绝后患。
除了大臣们之外，文帝还需要试探实力强大的宗室诸侯们是否有问鼎大位之意。在当时的局面之下，无论哪个重臣有妄动，大概都不可能直接篡位，而是会在宗室中重新物色一位新人选：要么是一个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的傀儡，要么是某种利益交易之下的“强强联合”。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推敲。在正史（《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记载中，没有注明是哪位官员向文帝提出了册立太子的建议。
如果说是这位官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朝臣的话，那么，这么大的事情通常应该有重量级的大臣，在当时如周勃、陈平、灌婴等人参与意见。
但在整个事件中，与文帝进行言辞往复的，只是一个含糊的名称——“有司”，就是某位官员的意思。合乎逻辑的推理是，这个“有司”也是文帝安排的“枪手”。正因为是自己安排的枪手，而且还没有在群臣中进行哪怕是小范围的讨论，文帝才敢如此大胆地放出冠冕堂皇的话来进行一翻“火力侦察”。
试想，如果册立太子的建议不是文帝指使的，以他的智商，断然不会不来一番全方位的联想：如果贸然摆出个谦虚的姿态，一旦被人顺水推舟，局面就会非常糟糕。毕竟他自己的屁股都还没有把皇位坐热。
君、臣之间的言辞往复全过程都在文帝的掌控之中，“火力侦察”的结果令文帝长舒了一口气：还是“有司固请”，册立皇长子刘启为太子，即后来的景帝。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开国重臣们，尤其是陈平、周勃这样的“平吕”功臣没有参与册立太子的讨论，正是他们的高明之处。他们刚刚通过政变把文帝扶上大位，如果再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评头论足，则无异于自取灭亡。
在一个组织中，无功的人追求立功，但功高者却要想尽办法避免“功高震主”。因为一旦“震主”，则必然“身危”。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帝在这场对白中也鲜明地流露出他思想深处的“忧天下”情怀。以他一生的表现来看，这种情怀的流露绝非是在刻意做秀。
公元前179年，即文帝元年五月，文帝下了一个倡导“言论自由”的诏书，废除以诽谤、妖言治罪的条法，以广开言路：“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倡导“言论自由”的皇帝。
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官员们的上书。据说他在从寝宫到朝堂的路上，如果有人把上书文牍报上来，他还会专门停下来认真阅读。
在废除诽谤、妖言治罪的条法之前，他还专门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一个政权，除非处于全国性的混乱或战争状态，对民间言论自由的开放程度，往往折射出执政当局的自信程度。不自信的执政者是不敢开放民间言论的。在清王朝大兴文字狱的背后，便折射出这个关外的游牧民间对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发自内心的畏惧。
文帝的自信与勇气源自他心忧天下的情怀，与父亲高祖刘邦和孙子武帝刘彻有所不同，后者的自信与勇气源自他们骨子里的慓悍与强势。他们二人身上都有鲜明的“自我”色彩，常常以一己之“小我”，抑制众生之“大我”，因此屡有暴行或暴政。
文帝则不然，他把自己的“小我”完全融入到天下的“大我”之中，并在“润物细无声”中推动了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老子说，“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在天下也,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这里的“心”字，便是自我的意思。
文帝开创的“言论自由”的传统，一直被他的后世子孙坚持了下来。虽然最后演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但它毕竟成为西汉王朝的政治文化中最具价值的元素之一。
清朝学者赵冀对贾谊、刘向、谷永三人上书中无所忌讳的措辞用语而惊叹道：“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廿二史札记》卷二之“上书无忌讳”条）赵冀的感叹应该是发自肺腑的，因为他自己就生活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乾隆、嘉庆年间。
文帝的大气和英明，还有一个故事足堪为证。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5年），匈奴大举入侵，文帝派宗正(负责宗室及贵戚事务)刘礼屯兵霸上，祝兹侯徐厉屯兵棘门，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奉命屯兵细柳，共同卫戍京师。
文帝亲自前往劳军(慰问或视察)。
皇帝的先导部队行至周亚夫的军门，却被披甲执兵、弓弩上弦的军士挡在门外。先导官说：这是天子的先导部队，陛下马上就要驾临了。
但军门都尉却不买账，不客气地说：“军中闻将军之令，不闻天子之诏。”
过了没多久，文帝本人便到了，军门都尉还是不放他进去。文帝无奈，只好派使者持旌节诏周亚夫说：朕是来劳军的!
在西汉王朝，所谓“旌节”，便是把牦牛尾扎在竹竿上，作为皇帝的信物，见旌节如见天子。手持旌节者都是钦差，权力极大。
周亚夫见到持节使者，这才传令开门放行。
但就在文帝的车队进门时，卫兵还提出要求：周将军立下规矩，车骑在军营中不得驱马疾驰。
文帝的车队只好拉紧缰绳慢行而入。
皇帝车驾到了中营，周亚夫站在大帐外恭候。但他却只行军中拱手礼，而不行臣子的跪礼。他对文帝说：穿甲戴盔的军士不能跪下行礼，只能行军礼。
这一系列的“冒犯”，在当时看来，足可以大不敬诛之。
但文帝却深受感动，为之严肃俯身凭轼，以示敬意。使人郑重宣告说：“皇帝敬劳将军。”这6个字中，文帝用了1个“敬”字。
文帝礼毕而去，车队驶出军门时，随行群臣皆惊。文帝却大发感叹道：“嗟乎，此真将军矣！向者霸上、棘门如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
文帝称亚夫之善者久之。
月余，匈奴警报解除，三军皆罢。文帝随即拜周亚夫为中尉，全权负责皇宫安全。
文帝临终前曾专门告诫太子刘启说：如果有发生紧急情况，周亚夫可将兵担大任。
文帝驾崩后，景帝即拜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西汉朝的“将军”一职，地位非常高，俸禄万石，与三公同等，位在九卿之上。
文帝骨子里信奉的是法家的刑名之学。他把自己心忧天下的情怀，化解为对前秦朝种种苛法恶令的修正之中。
刘邦把握历史的机遇，以武力取天下，但他的核心团队成员多起于布衣，都没有治国的经验；而秦朝是以法家治国的，它的法律体系非常健全，虽然其中确有大量苛法恶令的成分，但只要用心剔除之，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系。于是，因袭秦法便成为西汉王朝唯一的选择。
立国之初，相国萧何曾经结合国情对秦法进行过一次全面系统的修订。这次修订主要是对秦法做“减法”，形成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及户律、兴律、厩律等九章。
但这次修订显然并不尽完善，其中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尤其是仍然被萧何保留下来的那些苛法恶令。
公元前173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因罪获肉刑，被诏狱（关押钦犯的监狱）狱吏押送长安。
淳于意膝下无子，只有五个女儿。被狱吏逮捕时，他便抱怨五个女儿说，都是因为没有生儿子，才在关键时刻无可依赖。
淳于意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听了父亲的怨言后非常难过，便跟随他的囚车一起来到长安，给文帝上书说：臣妾的父亲在齐国做官，齐国父老都称赞他为官清廉公正；如今他因罪获肉刑，今后即使想悔过自新都没有办法了；恳请陛下批准臣妾去做官奴，为父亲赎罪，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
文帝看了淳于缇萦的上书，怜悲其意，恻隐之心大发，于是便给御史大夫（朝廷最高监察长官，相当于副丞相，位列三公）冯敬下了一道诏书说：在虞舜当朝的上古时代，官府只需要在犯人的衣服上画个标记，让他们穿特制的衣服便可替代肢体的处罚；如今我们有刺面(黥)、割鼻(劓)、砍脚(刖)三种残酷的肉型，但却不足以震慑犯罪。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朕的德性太薄，还是朕的教化不明？朕深感惭愧。“训导不纯而愚民陷焉”，“教未施而刑已加焉”，即便他们想重新做人也没有机会了；而且，“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文帝明确要求冯敬根据这道诏书的精神修订有关律法。
文帝的风格，颇有些大禹“下车泣罪”的味道。从诏书风格来看，他时时处处都在自责，与大禹“百姓有罪，在于一人”的道德颇似。
这种在诏书中自咎自责的风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期，但与他首开“言论自由”之风一样，也被他的子孙们只当作了挂在嘴上的套话。先辈的优良传统被后辈演绎成苍白而空洞的套话、官话、废话，大概不仅仅西汉王朝才有，历朝历代都难免。
冯敬接到诏书后便去找丞相张苍商量具体的落实措施。
张苍在秦朝是主管四方文书的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他在刘邦攻克咸阳时，被赦免了死罪，重新起用为西汉王朝的官员。
冯敬和张苍二人商量下来的结果，是不主张废除肉刑，只做如下改进：
其一，将“黥刑”改为“城旦舂”，即男犯罚修长城，女犯罚舂米，为期均为4年。
其二，将“劓刑”改为打300大板(或鞭))。
其三，将“斩左趾”改为打500大板（或鞭）。
如此等等。文帝批准了他们的意见。
实际上，这一次改革还不如不改：犯人被割了鼻子或剁了脚，虽然落下残疾，但至少可以保全性命；但很少有人在挨了300或500大板后还能不死。
文帝下此诏书时，显然过于草率冲动，缺乏考虑，主意也不是很坚定，才被冯敬、张苍二人演绎出适得其反的结果。
他决心依法治国，对任何挑战现行法律的行为都不会姑息迁就。
薄昭是薄太后唯一的亲弟弟，曾经在文帝登基的关键时刻立下过汗马功劳。但就在文帝即位后的第10个年头，即公元前170年冬天，这位忘乎所以的车骑将军竟然胆大妄为地杀了朝廷的使者（钦差）。
按西汉王朝的律法，此罪当斩。
文帝不忍以刑诛杀自己的亲舅舅，便派公卿重臣们去陪他喝酒，想让他自杀。但薄昭却舍不得死。
于是文帝便想出一个绝招，令群臣着丧服去薄昭家哭丧，终于逼他自杀了。（《资治通鉴•卷第十四》）
传统的法家人物如商鞅、秦始皇等人，给后世留下的印象都是冷酷无情、漠视民生、不惜民力等等，仿佛“法治”便是“暴政”的代名词。
作为坚定、务实而又充满理想色彩的法家信徒，文帝对民生的关怀与体恤已经达到了一个古代封建帝王所能达到的最高度。
他首开籍田(皇帝亲耕之田)以劝农桑、多次削减租税、除通关符以方便人民流动、建立普通百姓的养老制度……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文帝即位13年后，下令释放惠帝朝的后宫“美人”们回家，允许她们重新嫁人。
虽然这个决定来得有些晚了，多数“美人”都已经成了半老徐娘。但总比老死在宫中要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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