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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title_542411='Re:两 宋 简 史（长篇连载）';
var body_542411='二
两宋的富庶不足以让它的多数子民过上体面生活。
965年赵匡胤取消宵禁。仁宗景佑年间，宋廷下令商人只要缴税，可以自由开设店铺，废止了名存实亡的坊市制度。
城市规模以疯狂的速度扩张，工商业挣脱束缚，形成了经商致富的群体。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反映了城市生态竞争的激烈，也见证了两宋仍然是农业社会，占有土地的本能遗传到这个时代。宋朝对于土地“不抑兼并”。权势和金钱最终归宿于土地，土地依旧是财富的象征。
不靠门第，不靠入仕，不靠军功，这个经商致富的群体同样取得了大众的羡慕和社会的尊重。他们与地主与官僚合流，成为这个朝代的实际主宰力量。这是无形的力量，诠释规则，维持秩序，只有在与它对抗的时候才能感觉到它的强大。
居高临下的是皇族和士大夫，他们充分享受着中国大地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社会不公转换了形式，寒门学子能够得到些许机遇。在宋朝，读书做官是最美好的人生。官员倍受优待。
士大夫们在浩荡皇恩下可以高歌，可以起舞，可以清谈，可以率性。士商渗透、官商勾结。文化空前昌盛。重商轻农渐成风气。
“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在城市以外广袤的原野上，农民——中国有史以来最大最贫困最底层的群体，他们的命运在这个时代没有显著改变。丰衣足食仍然是他们的现实理想，天灾和租役仍然是困扰他们的梦魇。看过了《流民图》，相信多数人对王安石的惋惜会变成一声叹息。
卑微的人也有梦想。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蜂拥到城市。能够改变命运的是极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新生的城市贫民。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常常只看见两个人：一个长身玉立，一个低头弓腰——无论他背筐、挑担、赶车、抬轿，无论他的行为或状态是否有必要低头弓腰。
在后来反复被当作荣耀提起的几个百万人口都市，很多人口生活在依附于城市的草市。附郭草市的实质是贫民窟。这里生存环境恶劣，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市民心理，他们是市民的底层。
他们会为脱离了土地而沾沾自喜。在两宋都市的娱乐场所——瓦舍里有一种“杂拌”，以农民取乐，和今天让我们津津乐道的一些所谓艺术何其相似。
与后周世宗柴荣相比，赵匡胤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第一要务不是平天下，也不是重新分配财富，而是如何使接过五代乱局的赵宋不成为下一个短命王朝。所有的政策，以此为中心而设计。
宋朝的财政政策与前朝大体相同，“量国用而取之民”。不同的是新体制的包袱太重了。
唐朝杨炎首倡的“两税制”，形式上为后来历代采用，夏秋两季以货币征收，减轻人民负担的初衷却鲜有体现。
不能说赵匡胤和他的团队没有战略眼光。重心东移是大势所趋，收复幽云遥遥无期， “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的愿望终在巨大的技术障碍面前知难而退。洛阳和幽州可望不可及。
制度缺陷导致的后果日积月累，渐渐凸显，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内部矛盾虽然不足以动摇根基，面对巨大的财政黑洞，神宗和王安石还是选择了勇敢正视。但是他们过于自信了。无视潮流，试图一己之力挽狂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站得太高了，难免冷，难免寂寞。
商业再发达，终究还不是商品经济，在观念更新、商业技术和法制保障上，缺乏必要的准备。新法未经试验，大面积铺开。超前的手段引发剧烈反弹。两种势力水火不容。
变法对于北宋的政治经济无异于一场大地震。政策的延续性衡量国家信用。可以朝令夕改，但必须为失信付出代价。新法废除的同时，整个国家迷途了。除了极端固执的人，没有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真宗伪造祥瑞、封禅泰山是有意识地遗忘，多能艺术家徽宗赵佶，丰享豫大，提倡享乐主义，是更为露骨的自欺欺人。至南宋贾似道干脆率举国上下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视同没有发生。宋朝的鸵鸟政策三百年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太宗雍熙年间，北宋三路伐辽，杨业战死。评书说，杨业撞死在李陵碑前。
宋朝军事上确切地说是战略上转入防御。失去的不是进攻能力，而是进攻的勇气。
辽国也是如此。萧绰（著名的萧太后）雄心勃勃，1004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主动攻宋，在宋军的反制下进退两难。
历次宋辽战争，失败者都是主动进攻一方，由此产生一种平衡的假象，对双方心态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北宋，这是一次严重误判。这次误判的后果，从近期看，导致缔结有损大国形象、打击大国自信的“澶渊之盟”。从长远看，决定了宋王朝结束的方式。
停战之后，和平唤醒了人民，被战乱消耗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其后的百年之间，像井喷一样释放出来。
宋朝的文官治理、军事体制和募兵制，其实与现代社会极为相似。可惜没有标志性的胜利来验证它的先进、完善它的机制。
“积贫”体现在财政紧张，“积弱”则体现在国家动员能力弱。文官政治，效率本就是个难题。这种体系必须以完备的法制为基础方能有效运行。宋朝虽称冗官，但是专业官员匮乏，自上而下的执行力反而不及北方的原始模式。且以文官治军，往往谋略有余，勇敢不足。
北方兴起拜南方所赐。由于注重经济，宋朝对外始终是一种相对开放的姿态。政府对战略物资严格管制，但是没有可靠的手段为技术传播设置壁垒。南方的技术优势甚至抵消不了马匹短缺。北方的兵户、匠户制度原始但效率极高。技术上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文明无法战胜野蛮。这也是文明的弱点。
女真崛起，宣示契丹的黄昏。渐为中原文明同化，趋于平静的辽国，实际是北方一道把中原和来势汹汹的女真人隔离开的藩篱。可是收复幽云的伟业，刺激了昏聩者的神经，他们把新的更大的危机看成了青史留名的良机，做起了与虎谋皮的生意。他们回忆起一百年前的仇恨，迫不及待地落井下石。他们要拆掉这道藩篱。
看上去很完美的“海上之盟”，在似乎就要圆了太祖、太宗梦想的一瞬间成为了笑柄。
起于北方牧场的微风，终于化成寒流。当大好头颅顷刻之间被吞进血盆大嘴，天，突然黑了。
《东京梦华录》开篇喟叹：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
“一旦兵火，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
建炎南渡。中原王气黯然收。
士大夫的遗憾以华美的形式流传下来。他们的遗憾大部分停留在精神层面，西湖歌舞很快排遣散了他们的郁闷和伤感。
历经长久的和平，面对猝然而至的烽火岁月，经过了流离失所、生离死别，平民的悲哀也许同样要需要偏安才能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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